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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跨界高端訪談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起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訪談”欄目，圍繞“面向未來的科技人文”的諸多方面，展開深入交流。”本期訪談歐洲科學院院士、湖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蔣洪新教授，圍繞“全球大變局時代的文明交流對話與互學互鑒”主題展開。

訪談嘉賓介紹

蔣洪新：湖南師范大學教授、黨委書記。歐洲科學院院士，長期從事英美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學等領域的研究。

采訪人

彭青龍：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

精彩觀點

01

中西文明的共同性有哪些？

探討中西文明的聯系，應堅持從具體問題出發，文化與文明作為客觀的學術用語，本身并不體現特定的價值判斷，在實際運用過程中，應首先作歷史、客觀的具體分析，避免人為主觀化和抽象化所導致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見。比如說，一般認為人文主義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立場，人文立場使中華文明始終關注人的現實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始終以人作為尺度建構文明，充分肯定人作為天地之心的獨特地位。同樣，人文精神也是西方文明的傳統。在西方文明的發展史上，古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被稱作哺育西方文明的兩個重要源頭，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開門鑰匙。

02

中華文明是如何在學習借鑒

其他文明的基礎上發展的？

推進文化強國建設，離不開堅定的文化自信，也離不開包容的視野胸襟。文化自信與包容兩者并不矛盾，而是內在統一的。文化越是自信越能夠包容，越是自信的國家和民族，越有勇氣和底氣去客觀看待、積極接受外來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此外，包容性越強越能夠促進文化自信。對文化的包容，透出了文化自信。中華文化始終堅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認文明多樣性，包容文明異質性，讓不同文明互相欣賞、和諧共處。

03

如何做才能讓各種脫鉤論的傷害

減少到最低限度？

我們切不可留戀曾經的合作“蜜月期”，歸根結底是國家利益至上。科技發展必須根植于自身核心技術、創新基礎與產業生態，并且對未來實施長遠布局。作為人文學者，我們要看到發展背后人文的溫暖和力量。在推進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應發揮價值觀念的引領凝聚作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融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效增強國家和民族的聚合力；發揮家國情感的紐帶黏合作用，通過情感認同有效提升民族、國家、社會與文化認同感，從而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匯聚推動建設和發展的磅礴偉力；發揮共同利益的牽引保障作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發展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其中既要兼顧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又要均衡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其幸福感、獲得感。

04

如何引導科技健康發展？

其一，建設先進的政治文化。

其二，培育創新的哲學思維。

其三，構建向善的倫理機制。

科學技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生活和人類制度，應當是文化和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將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珠聯璧合、交相輝映，將照亮人類文明的前行之路。

05

如何提高國際傳播能力？

要立足新發展格局，建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體系，即基于中國獨特傳統和現實語境，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助推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以及國際輿論引導力“五力建設”，促進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精神特質的對外傳播體系。要聚焦傳統文化走出去，推進經典譯介，實現以文載道、以文化人。發出聲音，才能說明自己；講好故事，更能溝通心靈。經典譯介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學藝術對話，更是經典作品的跨文化建構。新中國成立以來，經典外譯始終是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和宣傳的重要途徑。要提升外語教育質量，深化學科交叉融合，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外語人才。

訪談全文

摘要：院士跨界高端訪談欄目旨在探索面向未來的科技人文問題。本期訪談歐洲科學院院士、湖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蔣洪新教授，圍繞全球大變局時代的文明交流對話與互學互鑒等問題展開。蔣洪新教授認為，全球化時代，應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在文化交流互鑒中實現不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需要我們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好、弘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讓中華文化綻放出新的時代光彩。作為人文學者，我們要看到社會發展背后人文的溫暖和力量，為科技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條件。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應建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體系，大力培養國際傳播優秀人才，培養順應新時代的外語專業復合型人才。

關鍵詞：文明交流對話；互學互鑒；外語；新時代；人才

人類社會發展史是世界各種文明交流對話和互學互鑒的歷史，這在遠古時代如此，工業革命時期如此，智能時代更是如此。古代絲綢之路的交流通道、地理大發現后西方列強建立的海外市場以及在互聯網技術支持下的全球化經濟貿易活動，無不展現出文明交往的圖景。盡管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于時空、技術的阻隔，戰爭或自然災害的影響，各文明之間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不盡相同，但就總體而言，全球文明交流互鑒從未中斷，這既是文明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源泉。近年來，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文明交往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特點：一方面，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客觀上為文明對話交流創造了更好的條件，世界互聯互通成為趨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也使世界各國進一步增強交流合作、共渡難關的愿望；另一方面，西方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抬頭，似有將世界人為分割、分裂為兩大陣營的傾向，提出所謂“科技脫鉤”“經濟脫鉤”等不利于世界和平發展的論調，企圖以“文明沖突論”代替“文明交往論”，以“歷史終結論”代替“歷史發展論”。在這種背景下，各國學者紛紛就大變局時代的全球文明和世界文化多樣性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展開交流對話，其中科學技術與人文學科的關系是重點話題之一。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學的學者率先提出了“科技人文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試圖通過一系列學術研究和活動，探索打破學科壁壘、消解科技與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徑。《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推出了“科技人文·院士跨界高端訪談”欄目，圍繞“面向未來的科技人文”的諸多方面，開展深入交流。本期訪談歐洲科學院院士、湖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蔣洪新教授，聚焦“全球大變局時代的文明交流對話與互學互鑒”。

彭青龍：首先，感謝蔣老師能夠撥冗接受我們的學術訪談。我們先從文明的概念和溯源談起，再探討文明、文化多樣性和交流互鑒的問題。眾所周知，“文明”一詞內涵豐富，至今還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在《辭海》里，“文明”“同‘文化’，如古代文明，商業文明”；或指“‘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有文化的狀態’，如文明社會，避草昧而致文明”，第二種定義暗含一個動態的過程。中國早期文獻《周易·乾·文言》中有“天下文明”之言，《尚書·舜典》中有“睿哲文明”之語。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強調“仁義禮智信”，實際上就是有教養，講文明的意思。如《孟子·離婁下》中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眾多禮儀文化論述中的一個。在國外，文明一詞最早來源于拉丁文“civilis”，據傳是荷馬說古代卡里亞（Carian）的蠻族說話“吧—吧”（bar-bar），含糊不清，與城里有修養的人的講話方式相反，于是就有了“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的說法。英語中的“civilization”就由此而來，然而直到啟蒙時代才真正成為一個新詞在歐洲流傳開來。盡管在英語中“文明”與“文化”也有通用的情況，但多數人認為文明是文化的升華，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要求。您認為中西文明內涵的本質區別是什么？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共同性有哪些？可否從歷時性的視角，談一談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分別對人類社會作出怎樣的貢獻？

蔣洪新：剛才您談到概念溯源的方法，這個很重要，對我們理解文化和文明的內涵具有基礎性意義。從詞源學上看，文化（culture）的詞根是cult，其本義是栽培、耕作，相對于自然（nature）而言，凡經過人的加工創造的事物都屬于文化。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于古拉丁文“civis”和“civilis”，它的詞根是“civil”，其本義是城市居民，相對于“野蠻”（savage）或“原始”（primitive）而言的。文明是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文化先于文明，文明是與蒙昧、野蠻的文化狀態相對的，表述人類歷史進化狀態的一個概念。

人們對文化與文明關系的理解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相通性角度看，將二者理解為人類活動及其成果，或不加區分，或有所偏重。前者如英國哲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的觀點，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后者如我國思想家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的觀點，“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另一種是從認同性角度看，將文明視為體現文化認同、進行文化歸類的一個聚合體。如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認為，“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文明是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這種觀點在國際學界具有代表性，如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歷史研究》、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等著作中都有所涉及。

在唯物史觀視域中，文明的根基在于人的實踐性存在。實踐作為人的存在方式，表征人對世界的否定性統一關系。文明源于人類對于自然界的不滿足，是為了否定自在自然，通過生產勞動實現“人化”自然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塑造文明的實踐不僅遵循自然的必然性和規律，并且表達了主體自身對于自然的目的性要求，蘊含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的統一。因此，文明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無論是把文明視為一種政治社會秩序，抑或是科學、藝術、道德與技術，文明都根植于一定的生產關系，從根本上受人們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生產力所制約，換句話說，文明發展與生產力進步具有本質聯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

其次，關于中西文明的共性與特性，這是一個很宏大的論題，學術界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這里，我簡要回應三點：其一，無論是談中西文明的共性，還是談中西文明的特質，都應該放到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中來審視。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比如說，中華民族歷經磨難，鳳凰涅槃，創造了五千年燦爛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發展源頭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唯一實現連續發展的文明。在應對戰爭分裂、族群差異、文化沖擊等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在中華文化的凝聚和引領下，維持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和諧以及傳統的延續，形成了統一、連續、和諧的民族共同體和政治文明體，取得了世所罕見的成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其二，探討中西文明的聯系，應堅持從具體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抽象概念出發。文化與文明作為客觀的學術用語，本身并不體現特定的價值判斷，在實際運用過程中，應首先作歷史、客觀的具體分析，避免人為主觀化和抽象化所導致的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見。比如說，一般認為人文主義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立場，人文立場使中華文明始終關注人的現實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始終以人作為尺度建構文明，充分肯定人作為天地之心的獨特地位。同樣，人文精神也是西方文明的傳統。在西方文明的發展史上，古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被稱作哺育西方文明的兩個重要源頭，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開門鑰匙。馬修·阿諾德曾經指出：“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我們的世界就在這兩極之間運動。”西方人文精神觀念的萌芽在古希臘，集中體現在普羅泰哥拉的著名命題“人是萬物的尺度”中，它所開創的自由理性傳統為西方科學思維的產生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我們對具體問題進行比較研究，就能夠從源頭、形態、特征上來把握這種內在的一致性和演化的不同路徑，這有助于我們客觀、公正地分析具體問題，而不是輕率地作出價值判斷。其三，文明是動態的而非靜止的，在人類文明演進的過程中，中西文明均作出了自己獨特的歷史性貢獻。仍然以人文精神為例，人文精神明確肯定人類理性的重要性，認為人之不同于禽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自由信念的確立和自由理性的張揚，使社會和自然界的無數矛盾和問題迅速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如世界的構成、事物的普遍結構、物質的實體、人的本性、命運、善惡等。然而，人文精神在恢復人的自由觀念和理性觀念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對自然世界的態度。自然的神秘感逐漸消失，科學的實用價值和功利主義目的日漸突出，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對科學“工具理性”的崇拜，而科學背后的人文精神在云蒸霞蔚的科學發展大勢中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人類還有自我反思的本性，有識之士不斷發出呼吁，“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

人類文明總是歷史性地產生作用，不能幻想一種文明一旦形成，人類就能夠一勞永逸了。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應該以全球的視野去審視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去發現人類很多共同的價值點，為創造一個新的全球性文明奠定堅實基礎。

彭青龍：謝謝蔣老師。如您所言，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對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這在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如果說前面的回答基本上圍繞“我是誰，從哪里來”而展開，下面則要請您談談“到哪里去”的問題。對于中西文明的走向，不少學者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例如，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長期研究民族國家的興衰和文明的發展模式，重點聚焦于以希臘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他認為，人類的希望在東方，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人類社會發展提供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國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所包含的節制性和合理性思想將成為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哲學基礎。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則提出“歷史終結論”，他強調具有民主自由的西方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后的選擇，因為人類有向往自由民主的天性，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恰恰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誠然，他們的觀點差異很大，視角也不同。您如何看待這兩種幾乎相反的觀點？可否請您談談我們應該繼承哪些中華文明中的優秀文化基因？

蔣洪新：在回答如何看待湯因比和福山兩位學者觀點之前，我們首先要破除兩種文化迷信。一種是“文化中心論”，它以“自我文化”為中心，認為自我文化的信仰、價值觀、生活方式、行為規范是主流文化，其他文化都是由自我文化派生出來的。如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中心論，主張西方文化在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較東方更為先進和發達，代表著歷史的進步和必然，甚至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強行推動“取代主義”行動，企圖用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用一種制度取代另一種制度。殊不知文化既有普遍性，又有相對性，普遍性即人類文化的共性，相對性即各種文化的個性。承認文化的共性，尊重文化的個性，方能脫離文化中心論的窠臼。另一種是“文明優越論”，它鼓吹自身文明在歷史或現實中優于其他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種族差別形成的“白人優越論”“東方文明停滯論”，這種論調成為殖民者進行侵略擴張的借口。

破除這兩種文化迷信之后，還要破除一種文化盲目的心理。湯因比也好，福山也罷，他們的觀點僅僅只是一種觀點，或者說是一種重要的學術觀點，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就得在兩者之間做選擇。我們既不仰視，也不能漠視這兩種觀點，正確的態度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上，對兩者觀點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深入了解他們思想的來龍去脈之后，大膽地進行文化揚棄。我們不要斷章取義，認為湯因比說過文明的希望在東方，就覺得他的觀點全然正確；也不能因為福山鼓吹西式的民主，就認定他的觀點全無是處。就拿湯因比來說，僅從他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進行整體性與綜合性的考察這一點來說，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給我們以有益的啟迪，但是他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帶有強烈的主觀傾向，很多理解并不恰當，甚至還有許多史實錯誤。盡管如此，我們研究湯因比的歷史觀，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有助于人類在全球化時代更好地理解諸文明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有助于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誠如麥克尼爾所言：“不同的民族如何整理和重新整理相互抵觸的世界觀，可能會成為21世紀以及后續幾個世紀里公共事務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演講時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這一宏論對我們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各國應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在文化交流互鑒中實現不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努力消除各國之間的文明沖突，實現民心相通和深度合作，共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生于古老的黃河長江之畔，走到勇立潮頭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因其“和羹之美，在于合異”的重要理念而綿延五千年不絕，并邁向熠熠生輝的光明未來。自古以來，無論是域內外民族的你來我往，還是百家思想的爭鳴交鋒，或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鑒，中華民族一直秉承著“和而不同”的處世原則，推崇著“協和萬邦”的社會理想。

至于您提出中華文明中有哪些優秀文化基因，中華文化強調“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奉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德治國、以文化人；相信“君子喻于義”“君子坦蕩蕩”“君子義以為質”；認為“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宣揚“德不孤，必有鄰”“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這些思想理念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與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既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不斷與時俱進，又有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

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后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積淀了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原生性深厚文化底蘊，特別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向世界充分展現了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無比廣闊的發展前景。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需要我們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好、弘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守正創新、推陳出新，讓中華文化綻放出新的時代光彩。

彭青龍：文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相互交流對話和互學互鑒中成長的產物。越來越多的考古和研究成果顯示，文明既是內部力量的演變使然，也是外部影響的結果，只是評價的立場和方式有所不同。如約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就對東西方文明的關系作出了詳細的論述。一方面，他對西方的種族主義和歐洲中心論提出了批評；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肯定了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的諸多影響。他認為，歐洲發展的每一個重大突破，幾乎都是在吸收、借鑒東方文明的基礎上完成的，甚至認為是東方化的西方崛起。無獨有偶，錢穆先生也從歷史的角度，進一步論述了中西之間的關系，“希臘乃西方歷史之播種者，中國乃東方歷史之栽根者。播種者新種散布，舊種凋零。栽根者枝葉日茂，根盤日大”。然而，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卻在對西方文明制度充滿溢美之言之余，渲染文明沖突論。時至今日，在中華文明再次煥發活力之際，您如何看待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您可否從歷時性的視角，談一談西方文明是如何從中華文明中汲取營養的？中華文明是如何在學習借鑒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各種文明的基礎上發展的？

蔣洪新：中國近現代以來，在對待民族文化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矛盾的心態：文化自卑與文化自負。自卑者看不起“老祖宗”，信奉“外來和尚會念經”；自負者沉醉于五千年的歷史榮耀，“唯我獨尊不知天高地厚”。這兩種錯誤心態有一個共同點：都不講包容，將文化自信與文化包容截然對立。推進文化強國建設，離不開堅定的文化自信，也離不開包容的視野胸襟。文化自信與包容兩者并不矛盾，而是內在統一的。

首先，任何基因都不是單一、固定不定的，它總在變化中生長而成，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中華文化始終堅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認文明多樣性，包容文明異質性，讓不同文明互相欣賞、和諧共處。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比如說我們的儒家思想，由孔子創立、孟子發展、荀子集其大成，之后經今古文經學、宋明理學、陸王心學等諸多理論形態，一脈相承延綿不斷。再比如佛教，它產生于古代印度，是一種外來文化，但傳入中國后卻能不斷適應本土文化，同中國儒家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成為了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文化越是自信越能夠包容。越是自信的國家和民族，越有勇氣和底氣去客觀看待、積極接受外來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先秦時期，孔子提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主張仁政，斥責“春秋無義戰”；墨子提出“兼愛”“非攻”的思想，旨在追求和平。漢唐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體現了和平友好的大國風范；唐代中國通使交好的國家多達70多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同時保持著吸收各國文明營養的胸襟。古絲綢之路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交流，不僅儒道思想西漸，異域佛教、景教等也相繼東傳，歐洲也曾廣泛接觸中華文化。反之，我們也經歷過閉關鎖國、故步自封的深刻教訓。近代中國遭受的不盡屈辱，就是沉重的代價，也反映了文化上的被動與落后。

第三，包容性越強越能夠促進文化自信。對文化的包容，透出了文化自信。“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我們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方面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它的產生本身就是借鑒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文化的選擇和理論的自信。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這不僅是中國人民在歷經苦難之后的歷史選擇，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在近現代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僅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本質要求，而且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并切實保障人民的幸福。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這不僅是我國當前對外開放的經濟戰略和外交運籌，也是實現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戰略。已有100多個國家響應“一帶一路”，這些國家都有著不同的文化。我們勇敢邁出的這一步，既是一種文化自信，也體現了一種文化包容。

包容不是照單全收，借鑒也不是照搬全抄，對待不同文化不能沒有底線、不設門檻，而是要堅持魯迅先生提倡的“拿來主義”，并且“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中華文化五千余年的演進本身就是一部“有容乃大”的交響曲，只要我們深深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中華文明就一定會在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煥發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彭青龍：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指出：“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前者主要指硬實力，后者則指軟實力。新中國自成立后，經過七十多年的艱苦努力，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科技領域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矚目，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在此過程中，代表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中華文明也愈來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魅力和影響力。然而，美西方政客不甘心霸權旁落，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并利用其在國際傳媒中的話語優勢，企圖制造文明文化對立，提出所謂的“科技脫鉤論”“經濟脫鉤論”，甚至“人文交流脫鉤論”。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消除誤解和隔閡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您如何看待美西方鼓噪的各種脫鉤論及卡脖子問題？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如何做才能將這種逆歷史潮流而動行為的傷害減少到最低限度？

蔣洪新：自2018年起，以美國對華“脫鉤”為主要特征的科技競爭戰略，阻礙中美科技交流合作，試圖削弱中國國家創新體系，拖慢中國基礎研究進展，從而保持美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位置，這是美西方國家在“東升西降”態勢與“西強東弱”格局并存的大背景下，從國家利益出發采取的悍然措施。從實際情形上看，美西方對中國實施“脫鉤”政策，對中國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造成了三重壓力：一是科技領軍企業崛起的壓力，二是中國科學技術自主發展的壓力，三是意識形態站隊和“價值觀外交”上的壓力。然而，中國的發展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得來的，不是美西方單方面的恩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能夠吸引外部投資與合作，主要得益于生產要素成本優勢和政策紅利，現在勞動力、土地和原材料成本都在上升，產業也要升級換擋，環境保護在逐步加強，更加注重發展的公平和效益，我們的管理能力、供應鏈的運營效率不僅領先第三世界國家，其實已經趕超歐美了。這就勢必要引起貿易上的摩擦、科技上的競爭、意識形態的對抗，我們切不可留戀曾經的合作“蜜月期”，歸根結底是國家利益至上。事實上，美西方發達國家高科技核心制造業從來沒有進入過中國，我們要迎頭趕上美國的科技創新體系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科技脫鉤”倒逼中國科技自強，這也再次提醒我們，“以市場換技術”的路子是走不通的，只有靠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化解“脫鉤”陣痛沒有靈丹妙藥，關鍵是今天付出的學費能否真正警醒我們：科技發展必須根植于自身核心技術、創新基礎與產業生態，并且對未來實施長遠布局。同時，沒有全球一流的高等教育，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就無法形成一個大國可持續的創新基礎和產業生態。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作為人文學者，我們要看到發展背后人文的溫暖和力量。在推進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應發揮價值觀念的引領凝聚作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融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效增強國家和民族的聚合力；發揮家國情感的紐帶黏合作用，通過情感認同有效提升民族、國家、社會與文化認同感，從而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匯聚推動建設和發展的磅礴偉力；發揮共同利益的牽引保障作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發展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這其中既要兼顧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又要均衡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其幸福感、獲得感。

彭青龍：科技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西方文明之所以在當今世界文明中處于主導地位，是因為發生在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變革，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綜合國力。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論述了機器的發明和使用使得西方文明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形式乃至思維模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強調，西方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創造了“機器體系”的概念，而其他文明卻沒有做到。浪潮奔騰的第四科技革命正在改變世界格局，也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國正在奮起直追，力圖建立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科學技術硬實力。您可否從人文學者的角度，談一談如何為中國科技的發展營造好的文化條件？如何引導科技健康發展并避免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

蔣洪新：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有必要說明下科技與文化的關系。科學指向自然，文化指向人，科學與文化的關系本質上是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人對自然的理解和人對自身理解的關系。同時，如果我們把科技視為生產力，文化便是意識形態，屬于上層建筑。在這個意義上講，科技既是文化的工具，又對文化形成反作用，制約改造著文化的性質、特點和面貌。人類總是借助科學技術來改變自己的生活和生產。人類的生活與生產，也因此受到了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態。離開了科技的支撐，文化發展史就是不完整的，甚至將導致碎裂和變形。

正因為科技與文化存在著這種內在的聯系，我們才說要為科技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條件。那么，有哪些文化條件呢？這里我提三個方面的建議：其一，建設先進的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與科技發展內在關聯，相互作用。一方面，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文化制約著科技發展，良好的政治文化可以引導科技的發展方向，加速科技發展的進程；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又間接地影響政治文化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可通過促進社會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改進與完善等方面來推動政治文化的進步。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特別強調要創造出一種良好的社會政治氛圍，努力使優秀的科技人才脫穎而出。其二，培育創新的哲學思維。哲學不僅是世界觀和認識論，還應當是方法論，因為任何一種世界觀的背后都隱藏著特定的思想方法。在基礎科學研究醞釀著重大科學革命的“奇點”時刻，在“卡脖子”技術正構成中國道路之特殊困境的焦點時期，我們更加需要哲學思維和哲學智慧。其三，構建向善的倫理機制。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數據、基因編輯等領域飛速發展，所引發的倫理、法律、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凸顯，針對這些問題的治理已被世界各國提上日程。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科技倫理體系，健全多方參與、協同共治的科技倫理治理體制機制，堅持促進創新與防范風險相統一、制度規范與自我約束相結合，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建立完善符合我國國情、與國際接軌的科技倫理制度，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機制。

最后我還想強調一點，科學精神教育至關重要。科學技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生活和人類制度，應當是文化和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將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珠聯璧合、交相輝映，將照亮人類文明的前行之路。

彭青龍：近代以降，中國在學習世界各國優秀文化成果的過程中努力實現自立自強，這毫無疑問是必要的，也許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仍然需要加強互學互鑒，從而增強自身的文化軟實力，特別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得益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不斷學習，我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然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西方作品和理論的大量輸入，極大地沖擊了中華傳統文化，這也就有了包括您和陳眾議在內的不少學者大聲疾呼的，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學術話語體系。您如何看待“西學東漸”中存在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如何在堅持雙百方針中做到“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如何引導更多的年輕人繼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蔣洪新：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風俗論》中，把中華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從而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觀，他認為東方給了西方一切。這固然是伏爾泰對東方文明的一種情有獨鐘，但也昭示了文明的交流交融交匯從來都是雙向的。我們既要看到西學東漸，也要看到東學西傳。比如，晚明時期，利瑪竇等人及其繼承者，不僅向中國人介紹了希臘哲學，也向歐洲人反饋了中國儒學，中國哲學和思想文化從此走向世界。在由法籍耶穌會士金尼閣整理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首次將“儒學”和“理學”譯成西文的“philosophia”——這又一次證明在來華的西人眼里，中國本來就有一種跟希臘哲學相同的學問。如果再往前追溯，其實早在漢朝時期，我們就開辟了絲綢之路，也正是由此拉開了東學西傳的序幕。即便是分析西學東漸，我們不光要看到消極的一面，也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從積極的方面看，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盡管以失敗告終，但是在梁啟超、康有為等思想家的帶領下，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希望尋求政治制度上的改變，西方進步思想開始在中國社會上廣泛傳播，促進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崛起，這也為后來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如果不加辨別地囫圇吞棗式地全盤接受，也是不可取的。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包括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主張中西學的會通與融合。如蔡元培提出“中西并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魯迅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李大釗提出“東西文明，互有短長，不宜妄為軒輊于其間”。青年毛澤東主張，“觀中國史，當注意四裔……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也”。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中西文化觀，成為后來中國共產黨文化方略的重要精神指導和思想資源。

其中，無論是東學西傳也好，西學東漸也罷，一種外來文化欲扎根于異質文化土壤之中，都面臨本土化、民族化、時代化的問題。任何一種理論，只有與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結合起來，與這個國家的優秀文化貫通融合，才能在實踐中展現思想偉力。西方文化的形成同樣不是一個封閉的過程，也受到了東方文化的滋養與影響。但現在很多西方學者在對思想發展的敘述中，熱衷于設置一個二元對峙的思想文化發展模式，這種做法不尊重歷史，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回顧歷史，明晰東西方文化的淵源，將西方文化還原為一個地域性文化，有助于我們今天增強文化自信。當然，這樣做的目的并不是否認西方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更不是要走向東方中心主義，而是要以平等、開放、包容的姿態，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鑒中發展中國自己的文化。

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必須有堅定的文化自信，不忘本來，收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地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以我為主”，就是堅持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維系文明的中華之根。“為我所用”，借鑒吸收的目的是更好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堅持辯證取舍、擇善而從，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對什么東西可以學，什么東西不能學，要做到心中有數。對可以學的東西，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消化吸收。

一要以文化傳承為基。文化源自民族的心靈基因，離不開歷史沉淀和培育。任何時代和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截斷其歷史，拋開其根脈而重新開頭，終歸離不開與本土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文化的繼承不是全盤繼承而是要辯證地揚棄，要通過采用適當的形式將中國傳統本土文化逐漸時代化、大眾化，使之易于傳播、易于接受，增強本土文化的自信與自覺，保持本土文化強有力的主體性，這樣一來，在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之時才能屹然挺立，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文化之“強”。

二要以文化借鑒為用。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勢，就在于它能根據時代與社會的需要，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變化的外部條件，從而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涵攝力，如此才能大度地合理借鑒、吸收與容納外來文化。一方面，不能夸大文化借鑒的作用。文化的根基和主流應當是本國富有民族特色的東西，借鑒外來文化只是為了豐富、完善和壯大自己。另一方面，要科學借鑒。西方長期形成的創新意識、競爭意識、先進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都值得我們合理借鑒。此外，還要注重國家文化安全防御體系建設，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國家文化安全評估指標體系，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三要以文化創新為本。沒有創新，就沒有進步。首先，要加快科學技術創新，科技創新是文化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信息時代，我們要不斷創新“大數據+文化”的新模式，加快文化大數據生產和傳播創新，推動文化產業融合發展。其次，要充分發揮高校的主陣地作用。高校的四項基本職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與文化強國建設息息相關。高校教師不僅從事著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與傳播，而且也承擔著文化創新、教育和交流等職責，是建設文化強國、爭奪文化主導權的中流砥柱。最后，還要始終把握文化主導權，要堅持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發揮知識分子在建設文化強國中的作用，鞏固社會主義文化的“碉堡”和“塹壕”，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牢牢掌握建設文化強國的領導權、主動權。

彭青龍：文明互學互鑒中的重要一環是增強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使更多的外國朋友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至少減少文化誤解和隔膜。最近幾年，我國特別重視“中國文化走出去”，試圖通過翻譯凝聚著中國人智慧的書籍等多種舉措，向海外推介中國文化。例如，2021年，國家將提升國際傳播能力視為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工作，三部委甚至發布文件，落實這一重要任務。應該說，這一做法是正確的，向海外傳播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和中國故事對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重大意義。然而，學界不乏不同的聲音。您如何看待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我們如何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如何培養能夠勝任國際傳播的高水平人才？他們應該具備怎樣的核心素養？

蔣洪新：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外部環境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中國的和平崛起，挑戰了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一些西方國家出于多種動機圍堵中國，國際輿論斗爭日益激烈。從國內發展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后，我們取得了抗疫斗爭的重大勝利，國內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超出預期，改革開放向著更高水平邁進。

面對新時代新形勢，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我們要立足新發展格局，建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體系，即基于中國獨特傳統和現實語境，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助推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以及國際輿論引導力“五力建設”，促進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精神特質的對外傳播體系。要聚焦傳統文化走出去，推進經典譯介，實現以文載道、以文化人。發出聲音，才能說明自己；講好故事，更能溝通心靈。經典譯介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學藝術對話，更是經典作品的跨文化建構。新中國成立以來，經典外譯始終是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和宣傳的重要途徑。要提升外語教育質量，深化學科交叉融合，培養高素質復合型外語人才。

大力培養國際傳播優秀人才，一方面需要廣大外語教育工作者以發展和創新的眼光，在理念、思路、舉措等方面進行宏觀思考，既要提升外語教育同大國外交、人文交流、深化國際傳播、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等需求的契合度，又要科學、合理地推進學科交叉融合，持續完善外語教育體系。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在招生選拔、教學科研、實習實踐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索，建立起連接行業協會、高等院校和用人單位的產學研結合模式，將語言應用與傳播、基建、能源、經貿、技術研發等緊密結合，提升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跨學科研究能力；同時，進一步完善對外傳播人才評價認證體系，形成行業共識，并在全社會宣傳推廣，推動實現對外傳播的職業化。

彭青龍：文明互學互鑒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不僅需要體現國家意志的政策和措施來推進，而且需要知識精英和普通百姓都參與進來，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作為基礎學科之一，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近年來，社會各界對外語教育十分關注，其中不乏對外語教育效果持批評意見的聲音，例如有人提出在重要考試中降低比例的“權重論”，甚至“取消論”等。一方面，我們要充分肯定外語教育的當代價值，特別是在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高國民素質、國際化和跨文化思維等方面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對外語教育存在的問題有清醒的認識。您認為，包括基礎教育學段和高等教育學段在內的外語教育存在哪些核心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就中外文明互學互鑒而言，外語學科應怎樣更好地發揮其優勢和作用？

蔣洪新：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放眼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申“兩個一百年”的偉大奮斗目標，以大視野、大格局親自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創新理念。這些倡議和理念的實施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外語類復合型人才，外語學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肩荷著傳播中華文明的光榮使命，需要我們以一種更為積極、進取的姿態，務實前行，行穩致遠。

近年來，外語學科在創新人才培養、深化專業改革和推進課堂革命等領域取得了明顯成效，學科體系日漸完備，人才培養質量顯著提升。從更高的要求來看，還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重技能輕素質。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語專業教學的主導模式已經造成教學內容脫離真實的語言環境和實際意義，缺乏足夠的語言輸入，在教學過程中偏重語言知識的傳授，忽視語言機能的培養和對文化與價值觀的引導，使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受到限制。二是重專業輕通識，人才培養口徑過窄。最好能讓學生通過跨學科選修、輔修其他專業或者雙學位課程，熟悉其他專業領域知識，培養他們的思維能力、跨文化能力和科學人文素養。三是重應用輕文化。過去外語教育強調語言應用技能的培養，教學方法主要是以語言為中心，課程設置結構單一，人才培養專業基礎單薄，尤其是對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和思辨能力培養不夠，導致運用英語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以及文化與文明的滲透教育相對欠缺。

培養綜合素質高、跨文化溝通能力強、外語基本功扎實、外國語言文學專業知識豐厚、了解相關專業知識，具有國際視野、能夠服務國家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外語復合型人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要立足新發展階段提升外語學科的服務能力。外語學科置身國內國際雙循環之中，既要睜眼看世界，更要在斗爭中求發展，注重質量和效益穩步雙提升，為國家戰略輸送高水平復合型外語人才；要深入開展中國立場的區域與國別研究，創建“外語+”特色智庫，為資政咨商提供智力支持；要加強學術創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深化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在國際上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第二，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外語學科的建設內涵。新發展理念是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的理論先導，外語學科建設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發展。一是在學科設置上要增強現實針對性，使學科設置適應大國外交、人文交流、基礎科學研究、核心技術創新對外語復合型人才的需要。二是在學科建設上要突顯學科交叉性，科學、合理地對外語一級學科內部進行優化調整，探索跨文化研究、區域國別研究、翻譯傳播學、人工智能與翻譯等新興方向，保持與國家及地方戰略布局同頻共振、與經濟社會文教布局緊密結合，充分釋放外語學科的自身張力、創造力與開放性。三是在學科發展方向上重視多元化，深刻把握各種文化之間的差異，熟悉不同的思維模式，從而架設起不同國家、民族與文化之間溝通與交流的橋梁。

第三，要以人才培養為核心構建外語教育新格局。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高等教育不斷被賦予新的使命和功能，但是最核心的還是培養人才。外語學科建設要抓住“雙萬計劃”的窗口期，深入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以一流專業、一流課程建設為契機，努力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外語教育發展體系。加強院系間、學校間、國際間的交流合作，實現外語教育同課程思政、美育活動、生產勞動等協同共進。在教學形式上，注重專業教育與學術講座、社團活動、社會實踐等有機結合，引導學生開展經典閱讀，拓寬心智空間，陶冶人文精神；在教學方法上，努力營造課內課外、線上線下、實體虛擬相結合的智能化教學環境，使外語教育既順應時代潮流和國家需要，又滿足學習者的多樣性需求，從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彭青龍：最后一個問題想請您談談高校如何在文明對話交流和互學互鑒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眾所周知，高校是知識生產和應用的基地，也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近年來，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宣稱“脫鉤”，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中外高校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受到極大的沖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受到影響，理工科領域更是如此，對此，不少高校都在想方設法進行破解。您作為高校的主要領導，如何看待高校在促進中外文明互學互鑒上的價值？如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湖南師范大學在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可否談談貴校的做法？在哪些方面發揮著引領的作用？

蔣洪新：高校擁有一批專業知識扎實、外語水平較高、學術視野開闊的國際傳播和專業領域專家，具有突出的人才優勢，在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和文明互鑒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發揮高校的作用，首先是以教育自信增強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動力源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堅定文化自信，才有底氣傳播本國文明，有能力吸收并借鑒其他文明。高校要適應國際傳播格局的新特點、新變化、新需要，努力培養專業基礎扎實、熟練運用外語、具有全球視野和家國情懷的國際化人才，為國際傳播事業提供人才支撐。同時，深度挖掘傳統文化中對當今時代有借鑒和啟發意義的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中華文明與其他人類文明成果有機互動、相通相融。其次，要持續增強對外交往能力。在參與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高校應著力發揮其促進人文交流的作用，在各種平臺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闡發中國價值，展示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最后，要著力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文明互鑒”作為一種客觀應對世界文明格局走向的中國理念、中國主張、中國方案，將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前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中，高校要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進一步創新體制機制，整合校內外資源，打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和全球治理研究的理論高地、智庫高地、人才高地、服務高地、開放高地。同時，擴大開放辦學。高校的外籍專家和留學生越來越多，他們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對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有著切身感受和體驗。可以組織豐富的文化學習、社會實踐活動，幫助他們更加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感知中國發展。我們也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發揮好海外校友會、基金會的紐帶作用，積累國際人脈資源，擴大高校的“朋友圈”。

近年來，湖南師范大學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緊密對接國家“一帶一路”“中華文化走出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大倡議，在中外人文交流方面作出了自身貢獻。

其一，引領高校對外交流。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發展的不竭動力，更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我們堅持扎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參與策劃、編譯了《大中華文庫》叢書，在國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學校編譯的“漢英對照湖湘經典”（10部）、“湖湘文化與世界”系列叢書（8部）等經典外譯出版物，也有力推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承辦了“波蘭藝術圈——中國行”、“中非論壇”、中俄“長江—伏爾加河”青年論壇等重大國家級文化藝術活動，為繁榮和推進國際交流作出了高校的獨特貢獻。

其二，拓展國際協同創新。學校堅持面向國際學術前沿，以重大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為導向，大力推進國際協同創新。近年來，學校入選了中聯部“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和“‘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理事會”成員單位；創辦了《外國語言與文化》和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兩本學術期刊。其中，《外國語言與文化》成功入選Scopus數據庫和ERIH PLUS研究參考索引，成為國內同學科唯一同時入選兩大數據庫的期刊。學校立足國家戰略和地方需求，積極構建國際化科研網絡。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與美、俄、德等國知名高校和高端專家合作，成功申報“111計劃”，成立“瑞宏實驗室”亞洲實驗中心與數據中心；立足“一帶一路”倡議，深度推進俄羅斯研究中心、美國研究中心和東北亞研究中心等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備案中心的建設，參與國內高校首個洪堡跨學科研究中心、東亞教師教育國際聯盟、東盟文化交流傳播中心創建，承辦教育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英語師資培訓班，助力大國外交和地方教育文化發展。

其三，推進國際人才培養。學校以孔子學院建設和華文教育提質為抓手，統籌推進人文、藝術、教育等多學科交叉融合，全面提升國際漢語教育教學水平，努力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國際漢語教育體系。學校先后在俄羅斯喀山聯邦大學、美國南猶他大學和韓國圓光大學建有3所孔子學院，相繼建成了“一條龍”漢語教學體系，成為所在國漢語教學與漢學研究的重要中心，“十三五”期間，選派漢語教師和志愿者150余名、培養漢語學員13500人；學校注重學生國際化培養，構建了26個聯合培養（含雙學位）項目、195個交換生項目以及260余個其他交流項目，“十三五”期間，學生赴境外交流共計1867人，教師赴國外訪問交流共計827人次，學校長短期國際學生保持在1200人左右。

其四，推進高端引智項目。人才是我們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的戰略資源，學校十分注重引育國際高端人才。“十三五”期間，通過“高端外國專家引進計劃”“長江學者”“海外名師”等項目，學校引進數十位外國文教專家全職來校工作，并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穆拉德等境外知名專家前來講學。

高校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應在堅守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中擔當作為，既要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又要自覺地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體系之間搭建溝通、對話的橋梁，大膽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萃取精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實現文化的創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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