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7 09:58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周秋光 金楠娟 點擊：
慈善公益報 慈善古已有之，歷經近代、當代之變遷發展，正逐步實現從“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新跨越。慈善的“高質量發展”不同于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須立足于慈善事業從傳統到近代、到當代、再到未來的相互連通。要在全面判斷新時代的環境基礎上，實現慈善事業形式更多樣、慈善施與者與受眾面更多元、慈善組織管理更規范、慈善公信力和透明度更提高、慈善治理監督機制更完善，慈善研究更深入，不斷優化發展模式、提升內在動力。
在慈善學術研究視角里，始終存有兩大缺漏，即定義不清、古今斷聯。一方面，簡單地將“慈善”與“社會保障”相等同，過分夸大“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中打通學科壁壘者甚少，甚至存有知慈善史而不及慈善學，知慈善管理而不及慈善史的現象。其實不能離開傳統談當代、不能離開歷史談現實。傳統與當代的因承關系不可割裂，歷史的生命力恰恰是在現實中存續的。基于此，對慈善事業的把握，須在方向上“正”、在問題上“準”、在認知上“全”，從而達到正確定位慈善事業，準確了解慈善事業歷史轉型，全面認識慈善的發展路徑和未來走向，真正走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慈善道路，將慈善事業和慈善工作推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高度。
一、知其所由：明確慈善、慈善事業、慈善文化的定義、相互關聯及其時代特征與影響。
一是要明確慈善、慈善事業、慈善文化三者各自的定義。從定義本身來看：“慈善”是指人類精神世界之慈心與物質世界之善行兩個層面的集合。慈善事業依照慈善法所界定的“大慈善”，既包括捐贈、扶貧、濟困、助殘等多種慈善形式，也含有文化、教育、醫衛等公益內容。“慈善文化”有著文化應有的三個層次，即表層(物的層次)，里層(心的層次)和中間層(心物結合的層次)。
從動態實踐來看：“慈善”經歷了由傳統扶貧濟困的“小慈善”到“大慈善”逐步轉變。“慈善事業”存在著傳統慈善、近代慈善、當代慈善三種類型，歷經兩次歷史轉型，呈現出“揚棄”式的演進狀態。“慈善文化”也經歷了由古代、近代到當代的轉變，扎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土壤，不斷產生適應中國國情新的慈善思想和理念。
二是要明確慈善、慈善事業、慈善文化的關聯。慈善事業是慈善最直接的表現方式，兩者相輔為用。慈善事業發生在前，慈善文化積淀在后。慈善文化是慈善事業生命力的延續和再現。慈善事業通過慈善文化形成傳統，又對慈善事業的發展運行產生作用和影響。各國別、各地域的慈善事業既存在著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存在著特殊性和差異性，它們最終都將消失，但通過積累和沉淀的慈善文化卻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三是要明確慈善、慈善事業、慈善文化轉型階段的特征及其影響。在古代，慈善事業與農業經濟相適應，政府成為社會救助的主體，民間慈善作為政府救助之補充，呈現官辦、宗族、宗教和社會四種慈善交相運行的歷史格局，其救助方式是養濟為主，重養輕教。救助范圍局限在本鄉本土的熟人社會，并有著嚴格的道德評核標準。近代，施善者將做慈善視作社會責任與擔當，民間慈善成為社會救助的主體，大批慈善家群體和慈善組織涌現，善款來源廣泛，救濟方式和手段先進，開啟了中國慈善的新面貌。新中國成立初，慈善事業一度停滯。直到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1994年慈善事業才得以正名，沉寂多年的慈善事業終于恢復。2008年，“全民慈善”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慈善事業開始了第二次轉型，社會捐贈大幅增長，慈善組織日漸增加，慈善活動范圍擴展到社會公益領域，慈善事業的國際化程度得到提高，慈善事業在法制化的軌道中運營……黨和政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慈善事業的建設和發展。
二、識其所在：正確為當代慈善事業合理定位
慈善事業發展的過程中，經常存在對慈善定義、地位等等方面的一些誤區。想要發展好新時代慈善事業，當務之急，就是要正確把握其定位，不能過分夸大其作用。目前要消除的誤區主要有二。
一是針對“慈善事業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或有機組成部分”這種講法，其根本在于未厘清政府救濟與民間慈善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從狹義的“小慈善”到兼有慈善和公益的“大慈善”，扶弱濟困、養老哺幼、助殘恤孤、服務社會和助力各項公益事業發展，是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自愿共享機制的慈善事業與政府的社會保障制度，二者內容和功能具有一致性。在構建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過程中，需注重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結合。另一方面，現代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是由政府與社會合作共建，政府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是主體、并由政府主導，社會團體、個人自發參與的慈善事業是其重要補充。因此慈善事業只能是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有力補充，而絕不是其重要或有機組成部分。
二是針對“要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這種說法，其根本在于未弄清慈善事業、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各自的含義與三者間的關系。其一，慈善事業是第三次分配中的關鍵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和十九屆五中全會均指出要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這首先明確了慈善事業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社會功能。其二，第三次分配不等于實現共同富裕，慈善事業也不能直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也不是平均主義，共同富裕更多地要靠的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去發揮作用，尤其是要通過第二次分配中的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政策來調節貧富之間和地域之間的差距，盡可能去達到公平。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只能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助力和補充，并不能發揮主力作用。何況慈善捐贈純屬自愿，不能強迫。其三，慈善不限于富人幫助窮人。慈善講究的是個人自愿、流程透明，需要的是公眾參與和全民慈善，并無固定的群體和對象，普通百姓均可行善和做公益，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只要懷有慈心善意，愛人、愛物、愛社會，皆可認為是慈行善舉。
三、明其所往：認清當代慈善事業發展趨勢和走向
身處當代慈善事業的發展轉型之中，需要認清當下和未來慈善事業發展的趨勢，使得人人皆可慈善，最大程度地發揮慈善的功用。
當代慈善事業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新征程，正在經歷如下變化：一是慈善事業的公益化轉向，從幫扶弱者、只關懷人的傳統思維逐漸轉向關懷人的公共利益和生存環境，包括自然界動植物生物多樣性的生態保護。二是“全民慈善”現象的普遍可見，從個人到群體，從固定到非固定形式方法，當代參與者有了更多樣的慈善公益行為選擇。三是法制與慈善的深度融合，從慈善法的頒布到商討修改，慈善法治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四是慈善事業的專業化方向轉變，體現在慈善資本運營方式的專業化和慈善專業管理人才的專門化。
除了物質層面，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層面也要最大程度地發揮慈善事業的補充助推作用。
一是要認清慈善事業之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作用。慈善事業通過扶危濟困、濟窮濟急，有助于緩和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如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事實依然存在，政府的全面社會保障機制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包羅萬象，而慈善事業以其獨特的社會功能和優勢恰恰成為新時代彌補社會保障不足的有力補充。
二是要認清慈善事業之于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奮斗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的根本價值取向。2020年底，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宣告了新的歷史性跨越。在這場攻堅戰中，慈善事業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它在補足民生短板、助力產業發展、促進社會治理等方面發揮的作用功不可沒。但亦要擺正定位，客觀評價，不能過度夸大其作用。
三是要認清慈善事業之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重要作用。中華文明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沉淀凝結出恤老慈幼、扶弱幫困、樂善好施的優良慈善傳統。傳統文化中的優良美德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適宜的文化土壤和豐厚的精神滋養。現今，隨著物質文明的極大豐富，精神文明建設逐漸跟不上時代發展步伐，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在很多領域不斷滋長蔓延，導致道德嚴重失衡。在整治“道德滑坡”、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方面，慈善事業的作用依然重要，不可或缺。（周秋光 金楠娟）
注：作者周秋光系中華慈善總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湖南師范大學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金楠娟系湖南師范大學慈善公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原文鏈接：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32225124/rmh3222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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